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感到惧怕与恐慌，但把这种感觉推向极限的却是害怕本身。如果存在一种东西，它可以使世上的所有人都望而却步、谈其变色，那么恐惧就会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事物，而恐惧也永远与人们的经历相关联。这是一种具有很浓的个人色彩的心理现象。人们也许会试图举出一些反例来证明能带来恐惧的事物是超时间的、绝对的，例如“战争”和“鬼魂”。这两个词虽然足以让大多数人心生畏惧，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有几乎同样多的人难以对其产生有感知的恐惧。这取决于人们的经历和与生俱来的性格。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永远不会真正领会到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概念在表现它的威慑力。而鬼魂则似乎更不具有说服力，对我本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成什么问题，与那些现实中有可能存在的威胁相比虚无的事物根本无法使我立起哪怕一根汗毛。

这样看来恐惧的化解就变成一种可能，为什么大多的时候我还任由自己生活在这种令人讨厌的感觉之中，那是因为面对自己、与真正的自我对话要来得更加艰难。例如《灵异第六感》中的麦肯无法正视自己眼睛的看到东西是因为他那幼小的心灵还太脆弱还不具有解决这一切的能力，那么我们的心理医生则是因为拒绝与真我见面的逃避心理。不单单是那些鬼魂，活着的人中也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他们只能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认识到他们想认识的问题。人们让自己置于一种被实在的举动填满的生活中，吃饭，运动，与朋友聚会，挤公车等等。这些是不是能证明我们存在？是的，但永远只是一部份。当我们静下来，端一杯茶独自坐在角落里看着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真我——那个能证明我们真正存在的我。只有这个“我”才真正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去往哪里，或许还有我是不是活着。只有这个“我”才能带麦肯走出被鬼魂困扰的心理，也只有这个我才能让心理医生正视最可怕的死亡的事实。这一切都会因自我而始也会因自我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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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小游，见一池残荷、满眼碎影、甚是寂寥，做一词以慰之，终究过于裙钗。

采桑子

残荷碎影晓梦短，应是有怜。却是无怜，西风闲打秋池寒。
浊灯病酒泪自连，应是有言。却是无言，冷霜轻抚云鬓边。

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谓:“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之赋，赋心也’余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得于内，不可以传。”我读少游之词，自是有一种发于心却不得于心，感于情却不源于情的奇妙境地。其或是泣或是诉，或是低吟或是高歌，其中万般形式却独缺一个“写”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所以上乘之词，不在山水自然之中，亦不在感念心智之中，唯在境界之中。“伊人何须独憔悴，蓦然回首之时，那人未必就不在灯火阑珊之处。这其中的绝妙便在于一个“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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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

有些东西不是宿命，但从一开始便预示着将有怎样的结局。

从死亡金属的狂躁旋律到藏区庙宇的神秘气息，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她寻到命中的摆渡。

她的世界里没有彼岸。

从拥挤的会展中心走出来。隔着马路，看到对面专卖店橱窗里的红色晚礼服。夕阳般纯正的色泽，胸口的褶皱自然但却尽显设计师胸中的丘壑。店门上银色的标示：GUCCI。

走过去，坐在对面的长椅上打电话，为的是能够从容的欣赏。不可以离那些能勾起人贪欲的时装太近，免得不可自拔，忘了自己现在的境地。

如今的GUCCI常以亲和的姿态示人，但这并不妨碍它距更多的人于千里之外。放弃名流路线也不意味着要淌干贵族的血液。真希望你也能看到那些“女恩客”的表情，仿佛这眼前的一切都是为她们而生，就连Gianini也不例外。是什么让Tom Ford以最大的热情去填充十年的光阴？正是那一句令人又爱又恨的的：GUCCI面前，人人不平等。

时尚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了。如果我手中的一元硬币可以换一枚Horsebit指环，那我当场便会心肌梗塞+脑溢血+中风+失心疯……还好，这样的情形即便在梦里也不会发生。我站起来毅然地离开，当然这一路上我几乎是倒着前行。

随着那叮当一声，我手中的硬币最终落在了路边一只用于乞讨的搪瓷碗中。这才是它的位置，刚刚好。

一种伤痛一旦被揭开那就将会直达炼狱的最底端，因为在那里，苦难不会有什么答案。小人物们一世的悲怨不会因为他们的离开而终结，因为那将在历史的绵延中被混为一谈。

noodles的一生是最为一个美国底层人的一生，是少数族裔移民者的一生，是处于那个时间段的美国人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特别，那也只因为他爱上的是狄波拉尔不是别人。一切都可以隐去，回眸间就只是一段美国往事。

除了那些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心理因素，美国就是他们所谓的最后的阿卡狄亚——“一个天真的类似乌托邦的避难所”。虽然曾经也有人试图保护它的纯洁性，但这一行为本身也只是这一命题的悖论。

事实只有一个：根本没有什么阿卡狄亚，至少那里不是。

在情景和意识的转换中，几个相同而又不同的人的命运就这样登场而又谢幕。凝视他们的眼光，流露出的是灵魂的发难与探索，折射出的却是一段历史的忏悔与迷惘。

犹太区的街道上是他们缓步而去的侧影。那身后却有麦迪逊.格兰特挥之不去的声音：“当‘高级民族的美德与一般的、原始的品德混杂在一起时，”它是“高度不稳定的”很容易消失。因此“三种欧洲人种中的任何一种和犹太人杂交得到的是犹太人。”

就在那觥筹交错的地下酒吧中，充斥着香艳的欲望。在每一双醉眼中看到却都是那段时光。1920年1月，那一月《乌尔斯特的法案》生效。美国成为一个无酒的国家。那些胜利者惶恐地找寻着属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他们将矛头指向东海岸的世界主义，在那里有他们所谓的反文化的危险。他们浮躁的将“无酒”作为这个国家独特的文明标志，用它来排遣不安的思绪。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但如果他们在最基本的事情上都要作出痛苦的抉择话，那我们只能遗憾的观望。从这种过于具体的文化符号上能传递出更令人不知所措的信息。人们深陷文化荒漠中，用生命做着价值的判断，并前赴后继的圆着他们的美国梦。

如果我死在朝圣的路上，

有谁来为我祭奠？

像那些未能凯旋而归的战士们，

被集体埋在苍老的杨树旁。

过路的人用疑问的目光匆忙的打量，

有时还夹杂着几许怜悯和哀伤。

离开的人理应被遗忘，

我却奢求听到那只言片语的颂扬。

看这幼稚的腐肉，

一边急于逃脱苦难

 一边又渴望亲自花掉抚恤的银两。

 如果我死在朝圣的路上，

 有谁来为我祭奠？

    《今生今世》从一开始便不在我的阅读欲望之中。因为对作者人品的质疑，也因为张爱玲的那句：“胡兰成书中讲我们的部分缠夹的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但最终还是在其沦为“三折书”的时候，看了一回。书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而朋友的书也是别人买的单。

    书算是看了，翻得很粗。只是《民国女子》一章及后来几章中提到张爱玲的部分看得细了些。内容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他传记中也提到不少，有的甚至更详尽些。虽知有不实之处，却也只好这样，不然又能求证于谁？文笔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做了才子一场，文化终究是要有的。

    他说：“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又说她是“水晶心儿玻璃人”。听来，他应该比世人都懂得她的特质与聪明。但他收到信[1]时“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的反应似乎说明，他也并没有想到张爱玲的这种灵性体现在她做的每一次选择之中，包括男人自认为的女人的弱点——婚姻和爱情。也许她曾经真的“低到尘埃里”，也许她真的“亦不能再爱别人”“将只是萎谢了”。但她清楚地看到身处的环境，明白爱情的底线更应比其他界限分明，聪明的拂袖并决绝的干净利落。看此书前就曾看过张爱玲后来写给胡兰成的书信。有一封写在十二月廿七日的信中有这样一句：“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的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言辞之间更是不给胡兰成和自己哪怕一丝一毫怀恋的契机。有些东西就是不应该也不能留有什么余地的，特别是对于那样一种人和那样一些事。聪明的人懂得退步抽身早，不是因为要追求清净，而是因为不能容忍混浊，而在女人的智慧范畴里，这点是重要的，但往往也是缺失的。